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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求學夢
發布時間:2020-03-31 09:23:28

◆方永和

小時候的我喜歡讀書,為了讀書,也是幾經波折,從小學到大專畢業歷經十七個年頭,這期間在學校卻只讀了九年多的書。其中故事蠻多。 

盼望讀書

出生于“大躍進”時代且是窮山溝的我,自然是沒有福分上幼兒園的,那時甚至都沒有聽說過“幼兒園”這個詞。

也不知道打啥時起,我就天天盼望著讀書,大約是因為經常聽哥哥放學回家后的“海闊天空”吧。

記得有一天,家里來了個木匠在干活。下午三四點鐘,爸爸對我說,你把這個背到學校里去,老師會叫你讀書的。這是一根窄窄的木質板條,不重卻有兩米左右長(后來知道,木條子油漆后釘黑板上可以用來擱粉筆),對于一個才幾歲的孩子來說,要把它背到三里地外的學校也不易,更何況還要經過一個墳堆(要知道,小時候的我特別怕“鬼”)。因為爸爸說這根木條子可以讓我有書讀,便滿口答應了,一路上還開心得不得了。盡管這長長的條子實在不好背,我還是盡快往前走,只是路過墳堆時,我使勁閉住眼睛走,幸虧那是條寬寬的沙子馬路。

終于到學校了,學校唯一的老師——徐老師正在上課,我滿懷期待等在門外……下課了,徐老師發現了我,快步走過來,從我手中接過木條子,說了句“好乖”便沒有了下文。我依然站著沒動,徐老師又過來說:“可以回去了,路上小心。”我大失所望,一路上悶悶不樂……

回家以后,我大發脾氣,“罵”爸爸是大騙子。爸爸和木匠師傅都莫名其妙,我述說了原委后,他們居然笑得前仰后合。

那年我只有五六歲。

不肯輟學

1965年初秋,不到八歲的我終于走進了夢寐以求的學校。我是與姐姐同一年進學校的,教我們的還是徐老師,一個人要教四個年級五十來個學生。徐老師個子高高的,穿著很整潔,戴一副眼鏡,說話很和氣,從不大聲呵斥學生,但學生又都很“怕”他。

在學校的每一天都十分快樂。只是剛剛進校那會兒,算術不開竅,居然不知道“=”為何物,幸而有姐姐教我。可是姐姐只上了四十天學便輟學了,家庭困難啊。我很為姐姐難過。

記得三年級小秋收過后,老師布置了一篇作文,題目就是《小秋收》,我很快完成。第二天,老師把我的作文當做范文在全班誦讀,并且好好地表揚了我一番。更想不到的是,晚飯過后,徐老師竟然來家訪,把我的作文念給我爸爸媽媽聽。我當時那個開心,真的是沒法形容。

有道是“樂極生悲”,一點沒錯,屬于我的幸福時光很快消失。

暑假的一天,爸爸媽媽鄭重其事地對我說,下半年不讀書了,得放牛掙工分——家庭負擔實在太重,一家子九口(奶奶、爸媽、六兄弟姊妹),幾乎全靠爸爸媽媽掙工分養家糊口,生產隊里年年都是缺糧戶。我可不管這些,堅決不肯放牛,“我要讀書”。我在爸媽床前連續跪了三個晚上……徐老師聞訊后前來家訪,做我父母的“思想工作”。連續三個晚上,總算有了良好效果,徐老師說可以“半耕半讀”——早晚放牛,白天讀書。爸媽同意了,我盡管不情不愿,可是又沒有更好的辦法,總比沒有書讀強吧。

四年級開學了,同學們每天都早早去上學,而我只能天蒙蒙亮先去放牛,八九點鐘把牛趕回牛欄再拼命跑去學校,下午三點又無可奈何地回家去放牛。假如都能這樣倒也罷了,問題是農閑時還好,農忙季節可就由不得你了,必須圍著老牛轉——牛干活,你得割牛草,為它準備糧食。哎,又有什么辦法呢,總比一天都沒書讀好吧。

“禍不單行,福無雙至”,這樣的“好日子”也很快到頭了。才過一個學期,有一天,老爸干活回家,火氣沖沖地嚷嚷“不讀不讀了,讀什么讀!人家不讀書不是照樣干活嗎?”原來是生產隊背地里有人講閑話:又要讀書,又要放牛掙工分,牛還不要歸天啊?現在想想,當時的情況是:一方面確實有些人嫉妒;另一方面,那個年代,牛的確是生產隊里的寶貝。這樣一來,我只能乖乖地當我的放牛娃了。

那年我十一歲。

如愿復學

從此后,我整天與牛為伍,日復一日,月復一月,年復一年。所幸還有兩個小伙伴,似乎并不那么寂寞。一開始仿佛也死心了,一心一意放好牛。可讀書的念頭始終揮之不去,后來我一有空閑便拾起昔日的書,或者用小本子抄抄寫寫,客人來了贊嘆幾句也開心。

有一天,我聽說鄰居的小伙子被招進工廠做工了,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能夠進工廠,那可是莫大的福分與榮耀。什么時候,我也能夠有這一天啊?想想一要居民戶,二要初中畢業,而自己是農業戶不說,小學還沒有畢業呢!難道要一輩子窩在山溝溝里嗎?

“山重水復疑無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,讀書之事居然出現了轉機。春節剛過完,一天晚上,爸爸回家開心地說,生產隊長不當了。我當即道:“你生產隊長不當了,我牛也不放了。”“那你干嘛?干農活?”爸爸問,我很堅決道:“我活也不干,我要讀書!”“還要讀書?”爸爸很是吃驚。

其時,哥哥已回家務農了,再加上姐姐幫襯,家里條件稍稍有所改善,他們都支持我復讀,媽媽也同意了,爸爸最終不得不同意。

復學的手續倒簡單,與初中學校聯系好,原來小學的徐老師開了個證明,生產隊蓋了個章便完事,只是入學以后困難重重。

復學之前,鄰居讀高一的一位學姐說過一句話,至今記憶猶新——說我復讀以后“語文應該沒問題,數學可能比較麻煩”,當時我并沒有在意。

第二天,我滿懷憧憬跟著鄰居學兄等人,步行二十里路到了學校。這時已經是傍晚時分,學兄把我領到了學校負責人那里,如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們的對話:

“王老師,我把人帶來了。”

“哦!那你以后要多多幫助他哈。”

“我還要他幫助哦!”

“那你把他帶到一乙班去。”

我居然不知道“一乙班”是什么意思,因為當年小學里是一年級、二年級……問了學兄才知道,初一有兩個班,一個叫“甲”班,一個叫“乙”班。

晚自習開始了,真是怕什么來什么。鈴聲響過不久,教室里走進一位胖胖的女老師,沒有說話,只是在黑板右側快速寫下兩列字:“請同學們把數學作業交上來!”

我心里不禁為之一緊。當年的徐老師寫字是畢恭畢正的,這位老師是“潦里潦草”的(其實是行書而已);徐老師寫字都是從左到右,而這位老師是從右到左(豎寫),更有“數學”二字我不知為何物(小學稱“算術”)。其實,盡管開學近一個月了,數學課還是在復習小學的“分數”。可是四年級下學期的內容我從來沒有接觸過,什么分子、分母、帶分數、通分一概不知。怎么辦?只好周末不回家,請數學老師補課。一個月后就期中考試了,居然在班里成績排名中等。于是信心來了,期末考試竟得了個第二名,除了物理學科,其他都是優秀。

那年我十五歲。 

還想讀書

升高中貌似比較順利。那一年全縣實行的是推薦加考試的招生制度,對于我來說,那是天時地利人和——哥哥在部隊,家庭屬于軍屬;個人表現及學業成績都不錯,故很順利地升入區(實際上是當時的八個公社)高中。

高中的兩年似乎波瀾不驚,其時學校正在“復課鬧革命”,相對而言,我們就讀的青溪中學對教學還是抓得比較緊的。其中,有兩件事印象頗深。 

一次英語課,上課不久老師便叫我站起來朗讀了上堂課的內容。坐下后,我就開始偷偷地看起了好不容易借來的小說《水滸傳》,那可是我第一次看“大部頭”,很入迷。在當時,這類書屬于“禁書”呢。突然,又聽到老師點名:“方永和,Stand up, please!”我忙不迭地把小說往抽屜一推,然后準備乖乖接受老師的批評。誰知,老師讓我把一句英語翻譯成漢語,倒不是很難,我順利地完成任務。我想,這節課已經被叫過兩次了,總不會再次點到我。于是,又繼續“偷”看起小說,正看到“武松醉打蔣門神”這章節,完全不能自已。

“方永和,Stand up, please”,第三次點到我的名。完了,完了!肯定被老師發現了,就等著挨批吧,我心里暗暗地想。“把這句漢語翻譯成英語!”好在依然沒有難倒我,翻譯完后我長長噓了一口氣,但再也不敢偷看小說了!

我當然知道,不是老師沒有發現,而是老師為我留了面子。可是,我在數學課上經常“舊病復發”,以致期末考試居然不及格,平生第一次參加補考。至此,我下決心上課絕不看小說,要看必定選擇課外時間。

曾記得臨近畢業的時候,一位同學問我畢業后干嘛。“還能干嘛,回家務農唄!”我答道。“我打算學木匠,”他說,“你學漆匠好不好?”“為什么?”我問。“我學木匠,你學漆匠,學成后,你教我漆匠,我教你木匠,可以有兩門手藝。”他滿懷憧憬地說。我毫不猶豫地婉拒了,因為我心里還有夢想——還想讀書。雖然希望渺茫,當時大學是推薦的,一般人很難有這個機會,但我還是懷揣著一線希望回到了家鄉。

那年我十八歲了。 

圓夢大學

回家務農的前后兩年,村子里先后有兩位年輕人被推薦去讀技校和中專,讓我更堅定了好好表現的決心。

1976年暑假將結束時,村支書找上門,讓我當民辦教師,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,畢竟可以與書為伴。令人欣喜不已的是1977年重新恢復高考,給千千萬萬的學子帶來了新的希望——接受祖國的挑選。

然而,理想很豐滿,現實很骨感。那個時候,不要說考大學,就是中專、技校也不易。考試復習就是一大難關。課得上,還必須復習。于是白天上完課,再步行二十里路去公社所在地的中學復習,第二天一大早再趕回學校上課。期間,曾經向親戚借了一輛自行車,方便多了。可沒騎幾天就被要回去了,我暗暗發誓,如果考上大學再也不走這家親戚。現在想想,真是幼稚,那年代自行車可是個奢侈品。

由于十年的累積,當年報名參加考試的人實在太多,所以先各縣市預選,然后才參加全國統一考試。預考只考語文、數學兩門,語文預考的作文題目是《赴考》,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的作文是這樣開頭的:“一踏進考場,心潮澎湃,浮想聯翩,久久不能平靜……”接著,洋洋灑灑地回顧了自己的求學經歷以及這次的備考情況,寫了1500字左右。

預考是各縣市閱卷的,據說語文、數學兩門課總分40分就可以參加統考了。而我一篇作文就夠了,因我的作文居然被判定為滿分,這讓我充滿信心。可統考就沒有這么幸運了,當年統考除了語文、數學,還有政治、歷史和地理。像地理學科貌似只知道中國的地勢“西高東低”,雨水“南多北少”,其他就“I don’t know”了。所以,結局可想而知。

那一年,我們公社只有一個考上大學,那是杭州下放的一位“知青”,不過我同一屆的有五位同學分別考上中專或技校。對于農業戶來說,考上技校或中專等于拿到了“鐵飯碗”,令人羨慕不已。我自己雖然沒有泄氣,但父母還是希望我第二年改考中專,先解決飯碗問題。結果報名之后,有幾位昔日非常關心我的老師都說我“沒志氣”,于是我復習也沒勁。第二年中專考試上線了,不過只扣鼻子——超出分數線1分,沒有被錄取。

第三年,我毫不猶豫地再次報考大學。這一年,我被調到高中部任教(說來好笑,三年民辦教師“三級跳”,第一年教小學,第二年教初中,第三年教高中),而且教的是文科班的地理和高一的政治。這兩門課正是高考科目,盡管自己懂的不多,但我邊學邊教、邊教邊學,正所謂“在戰爭中學習戰爭”。效果是顯而易見的,當年高考地理成績100分的試卷,我居然得了83.5分,這門課為我的大學夢立下汗馬功勞。

一波三折夢竟成,大學夢如愿以償,我成為改革開放后村里的第一個大學生。那年我已經二十三歲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,全國興起了自考熱,我也順應時代潮流,參加了省一級的高師自考本科學歷。雖然也并非很容易,但相對于當年的考試自然是容易多了,此是后話。

人生得有夢想,有了夢想才會有為之奮斗的動力。在后來的教學生涯中,每當接收一個新班級,總喜歡先講講我的求學故事,不是以此炫耀,而是想通過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,能夠給自己的學生以啟迪、鼓舞、希望…… 

千島湖新聞網 編輯:葉青 王志仙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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